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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汉特博士
| | | | 手 记
大师邀我共进午餐 到了伦敦，我便给汉特博士打电话，希望他能提前接受我的采访，
因为按最初的计划我要在周五的一天里采访3位诺贝尔奖得主，这实在有些仓促。没想到他不仅爽快地答应改在周二上午，另外，还邀我在 他的实验室一起共进午餐。 周二，我顺利地转乘上火车，向伦敦北部的小镇波特斯巴驶去，那 儿就是汉特博士领导的细胞周期实验室所在地。在波特斯巴站下了车，我环顾四周找出租，可是见不到一辆车挂着TEXI标志。再一问，这儿的出租车全没有牌，名称上也不叫出租车，而叫“无线电车”(radio car)，意思是通过无线进行调配的车，火车站门口便有一个“无线电车”的服务处。几分钟后，“无线电车”把我送到了绿野环绕的细胞周期实验室大门口。
我往里一看，咦，怎么好似一座日本建筑?在我的想象中，走在生物科学领域前沿的实验室应该设在玻璃钢结构的现代建筑中，而眼前
黑色的廊柱，大跨度的低檐，让我觉得到了日本的京都。低头看看手表，才11点钟，与约定的时间还差1小时呢。我与接待室工作人员说明来意，并嘱咐她现在不要与汉特博士联系，我不希望自己的提前到达打乱人家的计划。好心的接待小姐让我到旁边的休息室喝杯咖啡，并建议通报一声汉特博士我已到了。谁知这一声通报，汉特博士立刻派人到休息室来找我，说他现在就愿意见我。嗨，这位大师可真随和。
汉特博士显得比我在因特网上看到的照片苍老一些(网上的照片是5年前拍的)，但眼神依旧与照片上一样活泼，58岁的他在谈话中不时地发出孩子般的惊叹。此时汉特博士并非清闲，他正在对一次演讲用过的幻灯片进行数据处理，处理过程中往往会有几秒十几秒的间隙
来等待计算机反应，他便利用这些间隙与我交谈。瞧，科学家真是能驾驭时间。
眼前的汉特博士是我见到的最直率不过的西方人。他拿出一张张照片，向我介绍他的得意之作：在他的镜头下，与他同获今年诺贝尔生理及医学奖的诺斯像个受了惊的呆子；脸上沾满油彩的小女儿双目圆睁……还有一张照片，竟是他当年身着袒胸露肩的女装和一位男士的合影，我和他都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吃过中饭，博士带我参观实验室。有一间房子的冰箱里养着很多青蛙，做实验用的卵细胞就是从它们体内提取的。“你看，它们是不是很漂亮?”汉特博士笑着问，我可不敢苟同。
“养青蛙的水是经过提纯的，这是因为自来水经过漂白粉消毒含有氯气成分，必须除掉。”在经过一个大型水处理装置时，汉特博士向我解释道。
就这样，汉特博土边走边讲，我跟着他在这座日式建筑里转了一圈。曰当年他是班里的垫底生。 下午两点多钟，采访快结束了。我拿出数码相机准备为博士照张“标准相”以备刊登，谁知按了几次快门都按不下去，仔细一看，相机提示我没有插人内存条。我这才想起内存条插在笔记本电脑里忘了拿出来，可笔记本留在旅馆里了，这真叫人懊丧!汉特博士惊叹一声之后安慰我说，他家里有内存条，说不定能配上，我便跟他去取。按照汉特博士的小女儿的说法，这个在实验室附近的家叫“农村家”，因为四周是绿色的原野，而在伦敦市内的家叫做“公寓家”，那是一户紧挨一户的公寓楼。博士的“农村家”是座二层小楼，大部分空间都被书籍占据着。他从书架上抽下一本厚书，我以为又是生物学方面的专著，想不到是他曾就读的小学“龙学校”的校志，它记载了几十年来这个小学毕业生的分数和排名。汉特博士翻到有他的名字的那一页，说道：“我刚才对你讲我在中小学时学习成绩很差，你好像不大相信，你看——”我低头看去，汉特的大名在那一栏里是最后一个，真是垫底的学生，拉丁语、数学、法语都是3分。他指点着那些排名在前的名字，谁谁做了BBC的记者，谁谁做了医生，谁谁做了职业球员……“当年您的老师和同学一定想不到，您这个老未能摘取诺贝尔奖的桂冠。”
我说。他笑了，“请告诉你的读者，小时候分数差不必自卑，它不能决定一个人的一生。”是的，从诺贝尔奖得主的人生经历来看，有很多从小是尖子学生，但也有像汉特博士这样的大器晚成之人。
对 话
O记者：请您通俗地介绍一下您的发现。
●汉特：我在用海刺猬的卵细胞做实验时，发现它每一次分裂，就伴随着一种蛋白的递减，由于它具有周期性，我把这种蛋白称为“赛克林”(Cyclins，意为周期)。赛克林对细胞分裂周期起着控制作用。如今在人体细胞中也发现了十几种赛克林。
O记者：网上说您认为这一发现可导致令人兴奋的治癌新药，是这样吗?
●汉特：不，不，网上说的并不确实，我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我所做的研究是基础性的，与研制抗癌药没有直接联系。当然，这一发现有助于了解细胞分裂周期的本质，而癌细胞则是在失控状态下的分裂，从这个角度说，基础性研究将帮助人类最终攻克癌症。
O记者：您的这一发现是在80年代，但为什么今年才获得诺贝尔奖?
●汉特：这个问题恐怕得问诺贝尔奖委员会。你看，与我同获今年诺贝尔生理及医学奖的哈特威尔教授的重要发现是在70年代，保罗·诺斯的发现也是在70年代。但是，关于细胞分裂周期的基本轮廓让每个人都觉得清楚的年代则是1988年。我认为这一领域的主要进展1995—1996年间进行的，在此之前授予诺贝尔奖恐怕不大合适。
发现与获奖的时间间隔往往是很长的。
O记者：您在提到海刺猬、青蛙时，用“美丽的”一词来形容它们，可我
并不觉得它们美，在您的眼里它们真的很美吗?或许您是在开玩笑?
●汉特：不，不是玩笑。我真是觉得很美，你看看日本画家Utamara画的青蛙就知道了。
O记者：从您的成长经历看，您认为什么因素对今日的成功起了重要作用?
●汉特：我小时候是在牛津长大的，那儿的科普环境非常好，各系经常搞科普讲座，谁都可以去听，我常常是第一个到场。我还记得在达尔文的进化论发表100周年时讲了物种起源，生物化学系讲人体新陈代谢，这些讲座让我觉得生物体真是太奇妙了，便开始对生物有了兴趣。我还要感谢我的生物老师，他是德国人，在他的鼓励下，我的生物课是班里学得最好的。
O记者：您提到了环境、老师，那父母对您没有影响吗?
●汉特：我们家挺有意思，我父亲是个古文专家，能说拉丁语，能看懂古人的手书，可我的拉丁文成绩很差。我母亲是商家女，她们家从巴西往英国进口木材，她是个很聪明的人。而我的成绩是生物最好，英语也还不错，法语就差了，拉丁语最差，数学简直是一团糟，物理也不怎么样。
O记者：看来您是个偏科的学生。
●汉特：实际上在这一点我是幸运的，因为我清楚自己喜欢什么、适合什么。各门功课我都没有特别下功夫，只是自然而然地学，因此我知道自己不是搞数学、物理的材料，这一点我在中学时就清楚了。要知道，就是我到了剑桥大学读书后，那儿的同学中还有不少人不知道自己适合干什么，还在犹豫，还在选择，而我从来就没有怀疑过自己的选择。如果你自己不清楚自己适合做什么，别人往往不会给你指出来，即便你的哪一科很差，人们出于好心，也总是鼓励你“加把劲儿你也能行”。在这种鼓励之下，就容易糊涂。
O记者：年轻人怎么才能清楚自己的所长所短呢?我常常听到一些年轻人说不知道自己适合干什么。
●汉特：我想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做各种各样的事，不能光在教室里读书，要通过广泛的活动来确定自己的爱好和特长。一个人也许适合写作；或是当会计；或是做足球运动员；或是像你一样当个记者，但一定要在兴趣的基础上来做，而不是因为谁付给你工资才去做这件工作。
O记者：获得诺贝尔奖是人生中最快乐的事吗?
●汉特：当初发现赛克林的心情更快乐。
O记者：那请您谈谈在发现赛克林时的感觉。
●汉特：科学家的发现在事后看往往是很简单的，但在发现过程中眼前是一团雾水，一旦发现，豁然开朗，赛克林的发现让我非常激动。
O记者：那您下一步的研究目标是什么呢?
●汉特：我在研究细胞分裂周期之前留下了关于哺乳动物细胞蛋白质合成的一些课题，我想回过头来研究它们。我很愿意和剑桥大学的老朋友杰克森和斯坦达特一起重操旧业，但具体方案目前我还不知道。
O记者：我听说很多英国青少年都不把做科学家当作自己的理想，是这样吗?
●汉特：是的。我觉得很多人都低估了科学的作用。很多学生在科学方面很无知，有的老师也不重视科学。我记得在剑桥时，美国来的学生的科学素质比英国学生要高。剑桥文科学生有的连原子与分子的区别都不知道，显得很无知，这让我很反感。
O记者：看来英国也需要提高全民的科学意识。
●汉特：是的，我现在是英国健康委员会的成员，我一直在鼓励青少年要爱科学、学科学。
O记者：您的两个小女儿十分可爱，您想留给她们的宝贵财富是什么呢?
●汉特：精神财富是最重要的，而其中爱心、仁慈、为他人着想又是重中之重。
O记者：也就是说不论她们长大了做什么，拥有爱心是最基本的。
●汉特：是的。孩子的职业由她们自己选择，做父母的不必太在意，在意的应是她们的心灵和人品。
——蒂姆·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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