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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诺贝尔大师面对面
	手记沃夫冈·凯特勒至今仍是一位德国公民尽管已经在美国工作生活了十余年；尽管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发现玻色—爱因斯坦冷凝物而获得2001年诺贝尔物理奖，但沃夫冈·凯特勒至今仍是一位德国公民。赴美采访之前，我曾算过一笔小小的“奖牌账”。如果以诺贝尔获奖者分布情况来判断，你会发现，整个20世纪里，世界科学中心曾发生过一次重大的转移，这次转移的分界岭大概在1925年以后。　　从1901年到1925年，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主要集中在德、英、法等欧洲国家，仅这3个国家在上世纪早期就获奖34次，可以说当时世界的科学中心在欧洲；然而从1951年到1999年，美国人获奖达170次，而那3个国家只获奖不到70次。全球科学中心已完全转到了美国。　　到底发生了什么，让诺贝尔奖发源地的欧洲丧失了往日智慧的光环呢?难道是欧洲人变笨了吗?我希望依然是德国公民、同时已在美国工作了十几年的沃夫冈·凯特勒能给出一个合理的答案。凯特勒研究小组成员的平均年龄都在30岁左右和凯特勒约好，2001年11月12日上午9：00开始采访。我们提前一个小时就到了波士顿市郊麻省理工学院(MIT)26号物理楼，凯特勒的办公室在2楼243房间。清早的校园里安静异常，到了MIT才知道为什么人们称这里是“思想的工厂”，比起哈佛大学和休斯顿Rice大学的古老建筑来，MIT确实过于现代了点儿。　　物理楼楼道里静得可以听到脚步声，243房间的门紧锁着，门上钉着沃夫冈·凯特勒教授的名字标牌。　　1924年，爱因斯坦预言，如果在极低的温度下冷却原子，这时原子　　会突然聚到一起，能量达到最低，整个过程与气体形成液体的过程相　　似，由此会形成一种新的物质——冷凝物。那之后的70多年里，各国科　　学家都在通过各种方式寻找这种预言中的神秘物质。直到1995年，美　　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多分校的康奈尔和韦曼宣布他们发现了这种物质，　　而此时，MIT的凯特勒也正在拼命寻找着这种新物质。仅两个月后，凯　　特勒也宣布了他的胜利。与两位住在中西部的同行不一样，后者制造　　出了含有2000个铷原子的冷凝物。凯特勒的工作是自己完成的，他用　　钠原子做同样的实验，制出的冷凝物含有更多的原子，这样更方便研　　究。最神奇的是，他还制出一小团冷凝物，受重力作用下，形成了世界　　上第一束由原子而不是光子组成的“激光”——原子激光。　　凯特勒的研究小组目前共有4个实验室，20多人，他们现在正进行　　着下一步的研究，“比如把冷凝物分成两半，它能干很多光干不了的　　事。”小组里的一位中国学生徐凯文说。他还说，在凯特勒的研究组里　　你能感到两个最明显的特点：一是组里的成员都很年轻，平均年龄大　　概30岁左右；二是组里除了一位女性以外全部是男同胞。“刚到这个组　　时，沃夫冈当时已小有名气，我担心平时都可能见不到他，影响自己的　　学习。”徐说，“真正来了才明白，尽管沃夫冈每天忙得要死，但每星期　　你都能在实验室找到他。他人很随和，没有一点架子。” 　　曰凯特勒是今年获奖者中惟一的德国人　　直到8：55，凯特勒办公室的门仍然锁着，我甚至怀疑自己是否记　　错了时间。正在这时，楼道尽头走来一位瘦高个——凯特勒身穿一件　　花毛衣，下面是牛仔裤配一双运动鞋，腰里还别着一部手机。　　一个小时的采访中，凯特勒始终凝着眉头，一副认真思索的样子。　　采访结束后，凯特勒才露出了少见的笑容，他说没想到会问这样的问　　题，他不得不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迅速思考平时需要长时间想的事，但　　有些问题他以前也偶尔想过。　　凯特勒是今年获奖者中惟一的德国人，凯特勒说，获奖后他回了　　一趟德国，和家人愉快地度过了几天。12月去瑞典领奖时，他的家人会　　从德国赶到斯德哥尔摩，同他一道分享那一时刻的快乐。　　对话　　O记者：你和康奈尔、韦曼共同分享今年的物理学奖，获奖后，我注意　　到你当时对媒体说“你们彼此熟悉，又争先恐后地寻找冷凝物”，你　　们之间的竞争激烈吗? 　　●凯特勒：事实上，我们之间的竞争从90年代初期就已经开始了。从那　　时起到现在，我们之间一直是科学家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不同于　　商业上的争斗。我们相互了解对方在做着什么，是不是有更好的方　　法能尽快发现冷凝物。我认为这样的竞争对我们双方都有好处，它　　可以相互激励对方，毕竟我们又有一个共同的目的，都想更快促进　　科学的发展。　　O记者：当时他们比你们提前发现了冷凝物，你知道这个消息后一定　　很紧张吧? 　　●凯特勒：的确感到了一些压力。当时我们冷却原子存在很大的不确　　定性，他们宣布发现冷凝物后，我们其实已接近最后的终点了，但你　　并不知道下一步会出现什么。当时我们非常担心，我们和他们的方　　法完全不同，这里用钠原子，那里用铷原子。我们捕捉原子的方法也　　和他们不同，除了用光学方法捕捉，也用磁的方法捕捉。　　所以当他们宣布成功后，我们甚至担心自己的冷却方法是否有　　效，能否产生梦寐以求的结果。你可以想象，那天晚上从计算机上看　　到那个结果时，我们有多兴奋。但我们还是先把重要数据取下来，然　　后反复实验印证那个结果。　　有时你真的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这也许是前沿探索最吸　　引人的地方了。　　O记者：你们在1995年发现冷凝物，然而直到6年后瑞典皇家科学院才　　颁发奖励。新的理论和发现有很多是建立在挑战传统和质疑的基础　　上，这期间你是否也遭遇过别人的质疑? 　　●凯特勒：我认为在物理上的探索通常都是一小步一小步地前进，而　　并非像大众理解的那样，突然一下发现了什么把传统推翻。物理发。　　现史上那种革命似的推翻是相当少的，但在我们研究中确实遇到这　　样的困难，我们在实验室发现一个结果后，遭遇到很大的挑战，因为　　新的东西出来，我们对它了解太少，面对质疑惟一的办法是反复实　　验弄明白它是什么。　　发现冷凝物后，其他物理学家纷纷开始研究，在这方面，现在已　　有两万多篇相关论文发表。这也是瑞典皇家科学院的惯例，一个重　　要发现公开几年或几十年后才授予诺贝尔奖。 O记者：你在德国慕尼黑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来又在美国学习工作　　了十几年，现在麻省理工学院(MIT)任教。你能否比较一下美国和德　　国、包括欧洲的科学工作者在研究方向以及工作方法上有什么异　　同?我听说欧洲科学家的研究比较注重深度，是这样的吗? ●凯特勒：总的来讲，现在的科学研究方法没有太大区别。事实上，在　　很多情况下欧洲和日本的科学有领先于美国的地方。比如冷凝物的　　研究，法国、英国、德国还有亚洲的日本已作出了许多领先探索。但　　如果说到美国与欧洲有什么不同，我认为美国在整个系统上有长　　处。这里有3点值得人们注意。　　首先，在美国，更多时候会让新人，比如年轻的助理教授开始带　　领学术研究，作领头人；同时有许多年轻的学生参与工作。这些助理　　教授虽然很年轻，但他们一直都能独立地工作；其次，在美国，你作　　为一个年轻的教授你有很大的压力，这样就会促进你不断向前进；　　第三，因为你是一个新人，那么你会十分关心相关领域里的竞争。我　　认为，在现在新的科学领域研究中，需要有一种富于冒险精神的探　　索，尤其是年轻教授带领两三个人的小组是更有效的。这也是我的　　切身体会。 U记者：你为什么要在麻省理工学院(MIT)工作?我注意到，本世纪后　　50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多集中在全球少数的研究机构或大学里，比如　　MIT、哈佛和斯坦佛大学。 ●凯特勒：MIT有一个很优秀的环境。我在德国就听说这所学校在这方　　面的优势。1990年时我做了这个选择。同时MIT和哈佛这些私立学校　　有足够的资金来资助基础研究，从而能招到更多的老师和学生作基　　础研究。而诺贝尔奖一般总奖励那些在基础科学里的新发现，获奖　　者集中在这里也没什么奇怪的了。 u记者：从1901年到1925年，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大多集中在德、英、　　法等欧洲国家，仅这3个国家共获奖34次；但是从1925年以后，获奖　　者却多数集中在美国，1951年到1975年，美国人获奖75次，1976年到　　1999年间，美国人获奖高达95次。你能否为我分析一下这其中的原　　因?是否是美国的研究条件、文化氛围造成的? 　　●凯特勒：我不是一个历史学家，没有做过专门的研究，但我个人认　　为，很明显这里有一个原因。在上世纪的早期，欧洲尤其是当时的德　　国，是物理学研究中心，许多著名物理学家比如爱因斯坦都在欧洲　　研究，你会发现，这些当时在欧洲的科学家大部分是犹太人。我认　　为，当时犹太裔物理学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后来发生了转向，这　　里的原因也是尽人皆知的，所以美国逐渐成为了新的中心。　　这个理由似乎简单了一点，但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　　O记者：你在德国和美国的大学里都学习工作过很长时间，德国、包括　　欧洲与美国的大学教育有何异同? 　　●凯特勒：我已离开德国10多年了，这期间德国在教育上已做了许多　　改进。我想着重讲讲两地大学教育的不同。其实最重要的一点是美　　国的大学比较多，同时每个大学相对比较小，这样学生和老师之间　　沟通的时间多，沟通的方式也多种多样。德国更侧重大的学校，每个　　组里有很多学生。这样学生和老师间的相互沟通就差了一些。但我　　想指出一点，我每年从德国招来许多学生和访问教授，他们和美国　　的同学、同事一样优秀。　　O记者：美国和欧洲对公众的科学普及是否都一样重视? 　　●凯特勒：科学普及非常重要。尤其是在美国，公众作为纳税人非常想　　知道他们的钱花到什么地方，得到什么结果。作为科学家，尤其是我　　们的研究经费来自政府、来自民间的捐助，这就更有责任主动向公　　众介绍你所从事的研究是什么、能为国家和公众带来什么。　　另外一点我想说，科学普及实际上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因为大　　众不会很懂科学研究前沿的东西，比如像我们发现的冷凝物，你很　　难用通俗的语言给非专业的人讲清楚，因为它实在是太基础了。我　　想很重要一个措施就是经常选一些大众话题让大家讨论，同时举办　　展览，这是个很好的手段。两年以前，正好是量子物理100周年，我们　　在德国办了展览，很多人都来参加，这些方法都很有效。　　O记者：你获得诺贝尔奖后，德国总理施罗德还发来了贺电。而我在美　　国采访后觉得，这里的公众对诺贝尔获奖者的热情并非想象中那样　　高，不知道德国怎么样?　　　　●凯特勒：德国公众对诺贝尔获奖者的反应确实比美国强烈一些。这　　里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德国大众对科学比美国人更关注一些，此外　　我是除美国人之外今年惟一获奖的德国人。　　O记者：诺贝尔奖颁发了100年，在过去的百年里，众多获奖者中你最　　佩服哪个人? 　　●凯特勒：坦率地讲，我不知道哪个人是我最崇敬的，需要强调的是我　　并没有跟从他们。但在物理学领域，确实有一些人影响了我，并给了　　我很大的激励。我更推崇的是我在读博士期间的老师，尤其是在MIT 　　读博士后时的老师——大卫教授，他不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但他的　　研究值得获这个奖。 O记者：在未来10年或更长时间里，你能否预测在物理学领域哪些研　　究可能诞生新的获奖者? ●凯特勒：做物理研究实际上最重要的是发现人们没有发现的东西，　　不是说为了获奖才从事这个研究。在过去100年里，物理学一直没有　　丧失它的趣味性，在未来，比如物理上的洞穴理论，还有假设的实验　　物理，都会成为很有趣的探索课题。　　手记伯格构筑了第一个重组的DNA 　　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斯坦福大学里，一位瘦瘦的科学家忙碌在实验室中，他做护士的太太总要去上夜班，所以他能够安心地一直留在这个可以工作的地方。　　自从善于思索的人对“种瓜为什么不得豆或者种豆为什么不得瓜”之类看上去奇怪又愚蠢的问题开始进行真心的探索，“遗传”这个概念和它所带来的悬念已经成为科学家眼中闪动着的最富刺激的追踪目标，直到今天，科学家们仍然像一群最聪明的猎人一样紧跟着这个最为神奇的猎物，孜孜不倦，乐此不疲。　　1865年，奥地利神父孟德尔利用菜谱里常见的豌豆进行实验总结出遗传定律；1902年，萨顿发现染色体与遗传基因的关系；1910年，摩尔根首次将一个特定基因与特定染色体相连接；1953年，沃森、克里克发表DNA双螺旋模型，分子生物学由此诞生；1966年，64个遗传密码被破译；1971年，限制性核酸内切酶被发现，紧接着伯格在实验室中构筑了第一个重组的DNA分子，这意味着生物体的遗传性状可以人为地改造…… 　　伯格就是这位在工作中淡化黑夜的科学家的名字。他善于遗忘自己的工作时间，却被人类深入生命的进程记住，被因科学而感动的民众记住，也被诺贝尔奖记住。　　曰一个热爱生命的科学家　　1980年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伯格已经54岁。时隔21年，伯格将在　　他的办公室里向我们重提往事。　　比起20多年前，斯坦福大学也已经变了不少模样，除了建校时模　　仿西班牙风格所建的圆顶教学楼、拱形回廊外，新盖的现代感建筑和　　大片的草坪渐渐扩充了这所大学的名校气质。而且，几乎所有的新旧　　建筑都采用了红色的屋顶，在加州明亮的阳光下，这些红色呈现出了　　安宁和美丽的效果。原来，斯坦福夫妇为了纪念他们15岁便夭折的惟　　一的爱子而创立这所大学，采用红色的屋顶是希望他们的儿子能够在　　天堂望见这里的一切。　　斯坦福大学的免费校车准时到达，将我们送到这个充满了温馨回　　忆气氛的校园。一些刚下课的学生手拿书本、脚踏滑板在校园里穿梭，　　道边时常能看见悠闲的松鼠，毫无避人的惊慌。　　对于此次担任采访翻译的刘佳佳博士，伯格无疑是一个时代的开　　创者，这种景仰情绪在她得知将与保罗·伯格见面的一刹那便流露出　　来。当时她在电话里听到这个名字，然后说，“天啊，我知道他，他太重　　要了”。这是一个在她的专业领域被反复提起，在她大学时的教科书中　　反复出现的名字。　　　　之后的见面被刘佳佳描述为梦境成真。这确实是一个感觉有些飘：　　忽的过程，在我眼中这个如此让人尊敬的名字终于与它的拥有者合而　　为一。无论是他淡粉色的衬衫，还是他快速清晰的语调，都推翻了之前　　我对这位已经75岁的科学家的猜测，他比想象中年轻，也比想象中健谈。　　　　但是，我并不认为在与伯格交谈短短的一个小时之后，便可以用　　“他是一个……的人”的句式来评价伯格。尽管按照思维的惯性，一个　　人在看视野中出现的另外一个人第一眼时，便会不可避免地产生最初　　的判断。事实上，整个的采访过程应该是一个聆听占据绝对地位的过　　程，也应该是一个忽略了个人评价的过程，因为伯格身上所蕴涵的科　　学精神与科学动力早巳经使单纯的个人概念黯然。我们今天之所以与　　伯格亲近，是因为他曾经如此亲近了科学。如果为了不辜负这种难得　　的与大师面对面的交谈机会，需要对伯格作出感性而立体的描述的　　话，我只能说，伯格是一个热爱生命的科学家。　　对话　　O记者：在您的研究过程中一定做了许多聪明的实验，可其中一个实　　验却意义深远，使您获得了诺贝尔奖，请您讲述一下您的这个发现。　　伯格：我发展了重组DNA的技术，也就是在活细胞外将两个不同物　　种的DNA连接起来的方法。具体地说，我将分别来自于病毒与细菌　　的两个环状的DNA打开，再把他们连接成单个的环状分子。我的最　　终目的是想将新的基因引入到哺乳动物的细胞中去，只是当时并没　　有现成的技术，也没有现成的哺乳动物基因可以实验，我们就用从　　细菌分离到的基因来检验这个想法的可行性。创造一种可以普遍　　使用的方法来向哺乳动物细胞引入新的基因，这就是我当初的构想。　　　　O记者：重组DNA对于现实的意义是什么?　　　　●伯格：通过DNA重组技术(也叫基因工程技术)，我们就可以人为地　　去改造生物体的遗传性状。比如，本来大肠杆菌是无法合成胰岛素　　的，但是通过基因工程技术，我们只要将哺乳动物中能够合成胰岛　　素的基因结合到大肠杆菌中，大肠杆菌就能合成胰岛素，而且这　　个性状是可以遗传的。我们可以利用大肠杆菌每20分钟就繁殖一　　代的惊人速度，培养大量重组后的大肠杆菌，从中提取丰富的胰　　岛素。这对于治疗多种遗传性疾病及药物制造方面有巨大的使用价值。　　O记者：是否想到一项基础研究却引出整个生物技术的革命?　　　　●伯格：从50年代到70年代，许多科学家都在努力寻找方法来操纵病　　毒和细菌的基因，有些科学家找到了方法将基因引人到细菌中去，　　但我当时想到的是能否把基因引入到哺乳动物的细胞中去，我只对　　这个很小的问题感兴趣，而做了上述的实验。后来人们开始用这个　　技术来探索他们感兴趣的问题，开始用哺乳动物的基因做实验。可　　我当时并没有想到将来会有如此大的发展。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支　　持基础研究，而不是在开始一个研究前先问问这项研究对医学有什　　么作用、能否治疗特殊的疾病再决定做还是不做。　　O记者：谈起基因自然会想到克隆人的问题，您对克隆人有何看法? 　　●伯格：许多科学家都不同意克隆人。这项实验的成功率很低，克隆出　　来的动物会出现夭折或是畸形等等问题，他们绝对不是正常的动　　物，所以我不希望有谁在人身上实验成功率这样低的技术。即使我　　们能改进这项技术，有许多人基于宗教、伦理、哲学的因素也会坚决　　反对。但是我不打算说克隆人永远不会成为现实。我同意对克隆人　　的实验给予一个例如5年的实验期，过了5年，我们再重新评价我们　　是否有能力控制这项技术。要知道，当年科学界对于重组DNA技术　　也进行了辩论，但最终给予了一个实验期，而不是制定一个永久性　　的法律来限制这项技术的发展。 O记者：对于人类胚胎干细胞的研究目前也满是争议，您认为这项研　　究是否应该继续进行? ●伯格：胚胎干细胞的培养对于需要器官移植的病人来讲非常重要。　　通常外源的干细胞会被人体排斥，所以现在的思路是用取自病人本　　身的体细胞，把它的细胞核移植到去除了细胞核的卵细胞中。理论　　上，这就相当于一个人类的受精卵。让这个细胞分裂分化，经过囊胚　　期就可以从它当中取出胚胎干细胞，进一步诱导分化为各种组织器　　官，移植到病人体内。这些组织器官与病人都有相同的遗传构造，不　　会发生移植排斥反应。　　目前，在美国关于人类胚胎干细胞的研究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　　话题，因为在有很强的宗教观的人心中，胚胎也是一个人，胚胎也具　　备了生命和灵魂。我认为与他们争论毫无用处，我们只需耐心等待　　几年，等到这个技术成熟，能够真正到了用于治疗人类疾病的阶段，　　公众会重新认识这个问题。 O记者：科学研究是一件非常艰苦的事情，回望您的工作经历，您觉得　　是自己身上的什么品质使您获得了巨大的成绩。 ●伯格：毫无疑问，智力是非常重要的，但不是最重要的。对于我来讲，　　韧性是最重要的素质。韧性意味着你会毫不气馁地继续失败的工　　作，每一次都作出改进，最终往往是直觉指引你找到正确的方向。很　　难判断一个年轻人将来是否会成功，但成功的人一定能成功很多次　　而不止一次。很多科学事实都等待着你去发现，需要你的雄心、动力、韧性、对事业的献身精神来完成，我做学生时每天都要工作18个小时以上。　　在研究过程中，我也经常失败，但当你经过长时间的努力后突　　然有所发现，你会感觉很奇妙，因为你是全世界第一个知道这一结　　果的人，这种感觉让我坚持了下来。韧性是非常重要的，但许多年轻　　人很轻易地就放弃了他的工作。　　O记者：在我的印象中科学家都喜欢问问题，这是否需要特别的培养能力? 　　●伯格：在我上中学时，有一位实验室中专门管理显微镜的女教　　师——沃尔夫夫人，她组织了一个科学俱乐部，鼓励我们做研究，于　　是我和一群非常聪明的孩子一起用不同寻常的方法来学习知识。　　每当我向老师问我不明白的问题时，她都不直接告诉我答案而是　　让我自己去找怎样回答这个问题。所以我不得不去自己设计实验、　　查资料，渐渐地我就学会了不断向自己提问。而且在解答这些问题　　的过程中，我得到的知识远远超出了回答这个问题本身所需要的答案。　　进入大学后，老师鼓励我们提出超出我们和他们知识与经验之　　外的问题，思考那些我们不知道答案的事情。后来，我作为课外科学　　俱乐部里的成员，负责通过实验解答某些与自然界有关的问题。开　　始我总是重复一些书本上的实验，渐渐地我开始设计新的实验方　　法来解决一些难题。这些极富挑战性的事情非常锻炼我的思维，也　　许正是这些早期的实验推动了我探求未知世界并寻找答案的能力。　　在美国也有许多人只会服从、随大流，但更多的人被鼓励不要　　只满足于知道盒子里面装了什么，还应该去想象盒子外面有什么。　　只有通过质疑大家都认为是约定俗成的见解，社会才能进步。　　O记者：您选择的研究方向与您小时候的兴趣有关吗? 　　●伯格：我在小学时就对各种各样的自然科学有兴趣，我上大学本科　　时最初学的是工程，但我不想做工程师就改学生物，后来发现生物　　学也很枯燥。有一次恰巧我有一个高中同学给我看了他在另一所大　　学的课程表，其中有一门课叫生物化学，我感觉这门课很有意思，比　　如研究食物在身体里的代谢过程，这可比解剖动物尸体有意思多　　了，于是我对这方面发生了兴趣。　　还有一点是我小时候读了许多书，有两本书影响了我。如果你问获得诺贝尔奖的美国科学家，他们大都看过这两本书。一本是《英雄史密斯》、另一本是《微生物猎人》。前者讲述了一位年轻的医生想解决医学问题却受到了他的教授的阻挠，经过斗争，他最终取得了医学方面的巨大成就，成为一位英雄般的人物。第二本讲述的则是科学家研究传染病的故事，年轻人读到这本书会很容易被科学所吸引，许多科学家就是读到这两本书受到启发和激励而成为科学家的。 O记者：您的家庭对您选择做一名科学家有没有影响? ●伯格：我很幸运，我的父母一直都支持我。他们都是俄国来的移民，没有太多的文化，但是他们却知道教育能够改变人的一生，他们崇尚知识。按照当时的情况，我应该高中一毕业就去工作支撑家里的生活，但是我父亲对我说你应该继续读书，上大学。我从事现在的研究生涯，需要读完本科后继续深造，经过很长时间才能独立做研究。我的父母依然支持我，但当时他们也忍不住会问，你什么时候才能有一个工作呀? O记者：您在当研究中心所长的时候，是否想到应该为青年科学家创造怎样的环境? ●伯格：在我们国家的教育制度里就非常尊重青年人的主动性，他们发现教授讲的不对或者有疑问时可以立刻提出自己的观点。在这里，年轻人总是被鼓励早日找到自己的发展方向，他不需要等到成为正教授才有权利决定自己的研究路线。年轻人占据了科学研究的主导地位，他们更容易得到研究经费，因为他们更富于冒险精神。　　很有趣，很多中国的学生都到美国来做研究，原因是他们在这儿有做高水平研究的机会，与此类似，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欧洲的科学家也到美国来，但现在他们都回去了，原因是他们在国内的研究条件改善了。现在，已经不再是由一个教授拥有一个实验室，年轻人为教授工作的时代了，年轻人也应该有自己的选择。　　我想，中国也需要改变目前的研究体系，使年轻的科学家有更　　多的发展机会，这对于中国的科技发展非常重要。到这儿来的中国　　学生都很优秀，他们的素质都是一流的，如果想让他们回去就一定　　要为他们创造一流的机会。中国是一个那么大的国家，有那么多的　　机会，应该利用这些机会留住青年人，不要让人才流失。要知道如果　　这些留学生回到国内，他们就会对中国的科技发展起到巨大的作用。手记陶布是容易伤感的老人　　像所有的老人一样，亨利·陶布的身上覆盖了岁月深深的影子。从　　这位已经86岁的科学家身上，我可以看到生命、现实、孤独、苦中作乐、　　恪守道德与理想——这些标准人生的一切。　　回望对诺贝尔获奖科学家们的采访，亨利·陶布给了我最深的印　　象。在那间不太舒展的办公室里，这位容易伤感的老人用颤抖的双手　　抚住前额无声地哭泣——因为我们谈到了他的家庭，而他想起了因吸　　烟过量逝去的女儿，在那倔强的表情和眼泪中，我听到他说“这些可恶　　的烟草公司”。　　抬眼望去，我看到了一位普通老人的样子。　　在我们背后巨大的书架上，排列着数不清的化学刊物，那些朴素　　的封面和规整的排列让我感觉到无味和枯燥。最初的时候，我猜测陶　　布缺少幽默感。他那普通如工作服一样的装束，他的旧得已经褪了颜　　色的皮包，他那自顾自的缺少动感的音调，就像那些听不懂的科学术　　语一样让我感觉难以接近。事实上，陶布确实是一位容易害羞的人，早　　在70年前，陶布还没有被巨大的忧愁和幸福击中过的时候，他就是一　　个头发黑黑的害羞的学生。他差点成为教堂里的行政人员，也差点成　　为一名作家，但是他的害羞使他在大学注册时出了点偏差，与电影情　　节相似，一点点错位和巧合却促成了他和化学的相遇，这个腼腆的学　　生成为了若干年后世界公认的当代无机化学的开拓先锋。　　有时候，我觉得陶布对往日的讲述就像在对自己完成一副木刻　　画，他性格分明的样子在悠长的时间暗景下渐渐清晰，他其实是一位　　很优雅的科学家，内心安静，喜欢园艺、喜欢喝酸麦芽浆威士忌、喜欢　　听78转的唱片。他的心里有各种各样的故事，有关于自己的，也有关于　　其他科学家的，他总是不紧不慢说“让我讲给你们听……”然后，这些　　故事让我们一起笑了出来。　　现在，我手中拿着当天的采访照片，陶布的样子再次地活跃起来，　　带着他的智慧也带着他的苍老，带着他安详的眼神，带着他作为乌克　　兰移民后代的艰辛，也带着他所有的思索。　　　　曰“很难理解，一些从事社会科学的人以不懂自然科学为荣” 　　多年以来，科学研究使严谨成为这位老人身上难以割舍的气质，　　对科学的热爱也使他越过了科学单纯的内容，而去在意社会中的每个　　人对于科学的态度。作为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文学爱好者，陶布对于　　某些现象的评论不无道理，例如他说“很难理解，一些从事社会科学的　　人以不懂自然科学为荣”，这句话让我在做笔记时不免走神，我记下了　　这句话，希望能向更多的人转述。　　我想，我们很多人都失去了了解自然科学所包含的乐趣的机会，　　我们的生活也由此缺少了某种体验，尽管在我们很小的时候，成为科　　学家几乎是每个人心中最热门的理想。在随后而来的一段时间里这个　　理想就像小火焰一样慢慢被吹熄了，与它一起离开的还有我们探求未　　知的心情。在我们成长的纷杂的环境里，一种缺少视野的教育方式让　　科学在我们面前收起了它有魅力的一面，我们的智力并没有得到正确　　的引导，只是被简单地分为适合学文科或是理科，好像从此未被选择　　的另一边成为了再也无需去接触的东西，成为了非A即B相互摒弃的对　　立面。我们错过了科学所蕴涵的双面含义，只能行驶在狭窄的单行道　　上。作为一个选择文科的人，我为无法再系统地去学习一门自然科学　　而感到遗憾，我也知道从此对生命的理解将缺少一个理性的层面和科学的深度。　　对话　　O记者：您对金属化合物中电子转移的研究形成了当代无机化学的基　　础，也使您获得诺贝尔化学奖，请您讲述一下您的新思路。　　●陶布：宇宙中的一切化学现象，从本质上说都是物质间的电子转移。　　我对电子转移反应机理的研究主要侧重于电子在金属化合物内的　　转移，我的研究贡献在于发现了不同金属间进行电子转移之前，位　　于金属间的桥梁发生了变化。简单地说，就是解释了电子经由“化学　　桥”从一处移动到另一处的机理。　　D记者：这项基础研究所带来的实际意义是什么呢? 　　●陶布：在人体中，与氧气消耗有关的呼吸作用与电子转移有密切的　　关系。而且我的电子转移机理也可以解释酶在不同反应速率下的不　　同反应、反应速率怎样随着条件变化而变化等酶动力学问题，这使　　人们对于维持生命的生物化学有了更加充分的认识。　　O记者：您现在还在从事与科学有关的工作吗?　　　　●陶布：其实我和化学研究已经慢慢失去了联系，现在的化学研究尤　　其是无机化学已经产生了很大变化，侧重于金属化学和生物无机化　　学的研究。不过我还在为一家公司做科学方面的咨询，这家公司从　　事的是异向催化反应的研究，这也是目前很有挑战性的研究方向。’ 　　O记者：与您过去主要从事理论研究相比，公司的研究更偏向于实际　　应用，这两种工作是否让您产生不一样的感觉? 　　●陶布：在与工业界接触的过程中我学习到了很多东西，我知道了一　　个很好的构想与真正投入工业化的生产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只投　　入资金建立一个工厂是没用的，还要使它获得回收利润才行，而这　　就需要你用前瞻性的眼光去发现一个新技术的发展空间和价值所在。　　与公司合作还使我获得了很多的乐趣，这是我以前所没有的经　　历，我在这份工作上倾注了我的能力，也获得了一种心灵上的回报，　　因为这项实用性的工作对于人们的生活有着比理论研究更加直接　　的影响。这让我有更加强烈的成就感。　　O记者：在您从事科学研究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过很艰难的时期? 　　●陶布：我在加拿大的一所大学读研究生课程时遇到了一位与我相处　　得非常不好的导师，那应该是我感觉非常艰难的时期了。当时我的　　个子很小，也非常腼腆，我总想去取悦于周围的人，却最终没有办法　　与我的导师建立很好的关系。我与他的冲突存在于怎样来做实验。　　在做一个有关实验时，我发现在一个不可能产生酸的条件下出现了　　酸，我把这归于实验物中的杂质，并且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去纯化　　这个溶剂，直到没有酸产生。但我的导师不但没有在这个实验中帮　　助我，反而指责我浪费时间去做没有意义的事，在他看来，我应该忽　　略那些杂质，用这些精力去收集这个光化学反应量子产率的数据，　　这样我和他就可以有一篇论文发表在杂志上。这决不是一位科学家　　对于科学应有的态度，我非常气愤。　　这位导师一直没有给我任何帮助，在我申请来美国的大学深造　　博士学位时，他也对我漠不关心，我的申请没有得到任何答复，出于　　一种失望和抗议的情绪，我当时的申请信是用铅笔和笔记本中的草　　稿纸写的，因为我觉得别的学生都有他的导师来关心前途，我却受　　到这种待遇，所幸的是，出于某种特殊的原因，我在没有申请的情况　　下被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录取了。 O记者：您曾经有过不是很好的导师，自己也指导过学生，这是否使您　　对教育的意义有很深刻的体会? 　　●陶布：我认为教育的对象不应该是那些有天赋学生，而在于教育那　　些差学生。而且在教育的过程中，身为教师应该将诚实的品质传达　　给学生，我的学生们对于我经常纠正自己在教学过程中所犯的错误　　有深刻印象。　　对于年龄尚小的学生，我想说的是，作为学生，我希望你们至少　　能成为某一方面的能手，这也许会对你们日后的生活有用。但是，需　　要获取的知识实在太多了。所以，从现在开始，你们就必须学会充分　　锻炼大脑，使学习真正成为一种乐趣，你也因此而成为一名终生的　　学生。老师可以指导你、鼓励你，但是学习本身不能采取消极和被动　　的态度，学习是你们自己的责任。　　通过探索别人的思想，掌握、评价这些思想，你们可以获得精神　　上的满足，这种满足感是需要训练的。而且，如果你的学习使你对事　　物的了解达到了某种程度，你就会发现你能超越前人的水平。这种　　经历是令人振奋的，将带你进入一种研究的生活，我向你们推荐这样生活。　　O记者：您还记得自己得知获得诺贝尔奖时的感觉吗? ●陶布：我在获奖当年先得到了WELCH奖，获奖后感觉特别麻烦，总　　是有一些用餐等琐事环绕着你，非常不舒服。后来又得知了我获得　　诺贝尔奖，高兴之余，我预感这也许比获WELCH奖更加糟糕，更多　　的麻烦事将接踵而来。但是我的预感错了，瑞典就像是一个神话中　　的国度，得诺贝尔奖也与得WELCH奖完全不同，我受到了极大的尊　　重。记得在斯德哥尔摩领奖之后，我被邀请去另外一个城市，在那儿　　我很早就下了火车，这时有人走上前来问我，我在电视里看到你获　　奖，我可以帮你拿行李吗? O记者：获奖有没有让你感觉到与以前不一样了? ●陶布：得奖后的一刹那确实有些与众不同的感觉，但这种感觉很快　　就消失了，我也没有因为获奖而爱上别的女人，还是和我的妻子在　　一起。得奖并不是因为个人怎样，而是因为个人所从事的研究。不　　付，很有趣的是，在我获得诺贝尔奖之前，很多学生听我的课都不专　　心，他们觉得很枯燥，但我得奖后，他们很热衷于听我讲课而且变得很认真。 O记者：你觉得自己的人生中最有创造力的阶段是什么时候? ●陶布：是我年轻的时候，从事研究的最初阶段。后来的工作就变成了　　你下意识继续下去的感觉，而没有当初的新鲜感和探索的劲头。 O记者：一个科学家应该具有的优秀品质是什么? ●陶布：你必须有好奇心，有动力，执著。自然科学重要的在于研究事　　实，人们先开始也许有不同的构想，但是最后要用事实来说话。生活　　在现在的社会应该感到非常精彩，现在的化学与我当时学的化学有很大差异。 O记者：您的父母是从乌克兰到加拿大的移民，您在并不宽裕的家庭　　中长大，这样的成长环境让您懂得了什么? ●陶布：我是家中四兄弟中最小的一个，我的父母是都是农夫，没有受　　过正常的教育，刚出生的那两年，我们就住在一间租来的草棚里。13 　　岁以前，我一直在一所只有一间教室的学校里上学。13岁时我离开　　家去一所为教堂培养行政人员的学院学习宗教理论，在那儿两年的　　时间里，我读了许多书，也读了进化论，后来我觉得自己不能接受他　　们对圣经的解释，我不能从事这个职业。非常感谢我的父亲，当我告　　诉他这些时，他表示支持。　　我是在农场中长大的，我从事过很重的体力劳动，这让我知道　　勤奋工作的重要性。在我的学生时代，我总是在白天把功课做完，在　　晚上可以做其他的工作。此外，我从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了你非常需　　要的东西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够得到的，所以当我通过努力达到某　　种目标时我就对自己非常满意。这种经历和认识，在我进行科学研　　究时派上了用场，科学研究有时是非常枯燥、缺少娱乐性的，如果你　　不投入的话就不会很出色。　　　　O记者：对您而言现在每天最重要的是什么? 　　●陶布：我们现在过得不错，当然我们也已经老了，我的妻子有非常严　　重的皮肤病。我认为快乐的含义是你是否期待着明天的到来，很幸　　运我和妻子就是这样，我们对每天的生活都抱有期望。　　O记者：中国正在努力发展成为一个科技发达的国家，对此您能否提　　出您的建议? 　　●陶布：让每个公民都认识到自然科学的重要性，这对于一个国家的　　科技发展至关重要。手记奥尔特曼很像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形象　　动身去美国采访前，我对奥尔特曼的印象是相互矛盾的。　　据一位去年4月参加过英国剑桥大学TRNA国际会议的北大教师　　回忆，作为主要嘉宾的奥尔特曼除了做主题演讲外，其它场合下几乎　　一言不发，像个刚人道的实习生静静地倾听同行发表高论。而当面聆　　听奥尔特曼教诲的留学生则用“超级发烧友”形容他的导师，只要莫扎　　特的音乐声起，奥尔特曼必在无疑。他收藏了莫扎特的全部CD，遇到志　　同道合者更是慷慨解囊，不光请吃饭，至少能聊上一个中午。　　真正见到奥尔特曼，我才知道他确实不是一个很容易沟通的人。　　在整整一个小时的采访中他甚至很少抬头，你几乎可以认为他与中国　　传统知识分子的形象如出一辙，严谨木讷，问一答一，略微的驼背使奥　　尔特曼比实际年龄显得大一些。　　在奥尔特曼的实验室，我见到了3位中国人。“您是怎样挑选助手　　和留学生的呢?”“很简单，两点：看毕业学校和靠熟人推荐。，’(这时他　　转过头问翻译王多小姐和潘海东先生：“你们二位是哪里毕业的?”“北　　大”、“清华”。“噢!难怪记者请你们当专业翻译，我放心了。”) 　　奥尔特曼解释说：“我相信毕业院校能反映学生的治学态度和学　　术水平。”“熟人介绍的学生没让您失望过吗?…‘从来没有。我有一个　　好朋友，在上海做博士生导师，凡是向我发出申请的中国学生我都建　　议先让他面试，他总是能给我提出中肯的建议。他说‘OK’，我就接收。　　叫惜，我的这位朋友前不久辞世了。” 　　采访结束后，我们提出与奥尔特曼合影，他指着墙上一幅水彩画说：“站在这里吧！是我儿子画的。他在纽约一家报社当编辑，与你们　　是同行。”端详着儿子的杰作，奥尔特曼脸上写满了父爱。我赶紧端起相　　机抢镜头，但他羞涩地闪到一旁：“你们不是要合影吗?”　　　　奥尔特曼还研究中国历史上的酷刑制度　　　　“他真的很棒，不论是学术还是为人。”封汇南是来自卫生部武汉；　　研究所的访问学者，在奥尔特曼的实验室已呆了半年。　　　　奥尔特曼最新的研究成果是将耐药菌变为敏感菌，从而攻克病毒：　　的抗药性；老封研究的是如何将这一成果导人体内。赴美之前，奥尔特　　曼亲自给老封发来E-mail，告诉他到机场后怎样打车、要多少钱，住在　　哪里，其实这些事完全可以让行政助手做。最让老封钦佩的是奥尔特　　曼的学术水平：“他的研究课题已相当尖端，但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　　他连相关学科都如数家珍。这才是大师。”奥尔特曼沿袭了剑桥大学分　　子生物实验室的做法，每周在咖啡厅与同事们像谈家常一样聊着试验　　结果。“能从他嘴里说出OK，在学术界就算有了‘绿卡’，当然这声OK太　　艰难。”　　　　“你能想像吗，他居然研究中国历史上的酷刑制度，甚至还读过　　《李鸿章传》。”老封分析道：“奥尔特曼主要对中国近代史感兴趣，实际　　上关注的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以及如何处理人际关系，这已经涉及哲学范畴。” 　　对话　　O记者：请您用通俗简约的语言介绍一下您的发现和它的实际用途。　　●奥尔特曼：自从人们发现酶是一种蛋白质以来，大多数科学家都认　　为核酸并不具有生物催化作用，只有蛋白质才导致了生命的诞生。但　　我经过实验后发现核糖核酸具有像酶一样的生物催化作用，这意味　　着地球上最古老的生物高分子应是核糖核酸(RNA)，而不是蛋白质。　　O记者：您的发现推翻了传统理论，当时您是否感到很大压力? 　　●奥尔特曼：在70年代中期，我们证明了RNA的生物催化作用，这在当　　时具有争议，大部分人并不相信RNA除了转移遗传代码外还有其它　　功能。1983年，我们进一步证明了这一发现，迅速地在一个月之内发　　表了论文，因为非常需要外界认可我们的发现。压力肯定是有的。 O记者：您的发现现在被应用于临床治疗糖尿病和晚期艾滋病，您本人　　是否关心这些药的临床效果?在美国，科技成果如何转化成生产力? ●奥尔特曼：这恐怕有误。目前我还没有涉足治疗艾滋病，因为那需要　　高投入，还将涉及法律及道德范畴。但这并不意味着RNA酶在攻克　　艾滋病过程中不起作用，实际上我认为那是一个很好的思路。　　现在很多科学家与产业界关系密切。我的发现通过耶鲁大学专　　利机构走向市场，我和学校共同拥有研究的专利。曾经有两个公司　　对我的发现很感兴趣，但因专利障碍没有谈成。我个人与产业界没　　有直接联系。　　O记者：资料上记载，您走上科研之路很大程度上是家庭的影响。　　●奥尔特曼：我出生于一个欧洲移民家庭，到美国后父母一直辛勤工　　作谋生计，但他们一直鞭策我要成为像爱因斯坦一样有用的人。对　　我一生起决定作用的是两件事。一件是我6岁时，美国在日本投下了　　原子弹，这使我对物理学产生了兴趣，甚至还读了一本有关原子弹　　的科普小册子。但这本书毕竟太深奥了。　　　　另一件事是12岁时父母为我买了一本科普读物《原子的说明》，　　里面简明通俗地描述了元素周期表和原子的结构，这份礼物更加深　　了我对原子物理学的迷恋。我的父母虽然很贫困，但他们教会了我做人。　　 O记者：我听说您酷爱莫扎特的音乐，不知您如何将科学的严谨与音　　乐的浪漫相结合。　　 ●奥尔特曼：众所周知，许多科学家都很喜爱音乐。我很小的时候就会　　弹钢琴，音乐的和谐与科学研究有相通的地方，同属艺术范畴，能让　　A进入陶醉的境界。虽然不能举出实例，但音乐对我的研究肯定有　　辅助作用。　　 O记者：您十分推崇剑桥大学的分子生物实验室(MRC)的研究模式，　　而且MRC已出了包括您在内的8位诺贝尔奖得主。您认为MRC的成　　功之处在哪里?其它科研机构应向其借鉴什么? ●奥尔特曼：首先我更正一下，我并不是在MRC完成的全部研究。我先　　在哈佛读了两年博土后，做了一年研究后才到MRC。当时主持MRC 　　的是发现DNA结构的科里克先生，我进A,MRC~作就像20世纪20年　　代青年物理研究者能厕身丹麦玻尔实验室一样荣幸。那是全球最好　　的实验室，我在那里做了一年研究，宽松的人际关系给我留下了深　　刻印象，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你可以自由地与任何世界顶尖的科学　　家探讨。我们每天都喝上、下午茶，大家坐在咖啡厅里平等研讨学术　　问题。那时我学会了何时说话，何时闭口，因为我不想让别人记住我　　曾说出的一些愚蠢想法。这与美国实验室中每个人都埋头工作很少　　说话的氛围有很大不同。在MRC时，我整整一年都没作出有价值的　　结果，但实验室提供的经费就要用光了。就在这一年快要结束时，我　　做了一次很有趣的实验，预示着可能出现惊人的成果。于是我与科　　里克先生商量，我很希望继续留在MRC完成实验，哪怕让我自费都　　行，科里克对我的研究很感兴趣，慷慨地表示：你可以留下来，不光　　不用你掏钱，反而会付给你工资。于是我又留了一年。后来证明我的　　预感是正确的，正是在这一年中我发现了RNA的生物催化作用，从　　而获得了诺贝尔奖。记者：我知道您从小就特别崇拜爱因斯坦，您愿意后人们也崇拜您吗? ●奥尔特曼：与其说爱因斯坦是一个楷模，倒不如说他是一个英雄。他　　不光在物理学，在许多方面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青少年在成长过　　程中有一个偶像有很好的示范作用，但我不能成为这样一个典范，　　因为爱因斯坦比我更杰出、更聪明得多。记者：您是一位分子生物学家，用科学分析生命是您的职责。您觉得　　生前或意识能否完全由科学的方法来解释? 奥尔特曼：我不想对宗教或政治多说什么。我相信今后人类一定能用　　科学原理去解释意识，虽然我不知道能用多长时间来实现这一目标。记者：您个人是否支持克隆人类。 ●奥尔特曼：如果你指的克隆是完整复制一个人的话，那我将是非常反对的。现在有些人对克隆人感兴趣，那是因为被克隆的人对他们有用。如果我们容许克隆人，那势必世界上会产生这样一种“人”，他们的存在就是供其他人驱使和使用，这违反人的本性和道德标准，因为人和人之间应该是平等的。 O记者：我发现包括您在内的许多科学家都经历过专业的转换。 ●奥尔特曼：确实是这样。我认为每个人最好将他感兴趣的领域作为研究方向，对于半途换专业，要视情况而定，对此我既不提倡，也不反对。 O记者：您当过耶鲁大学本科院院长，主要工作是育人。我们的主要读者群也是青年，您想对他们说些什么吗? ●奥尔特曼：开拓视野，广泛涉猎专业以外的领域，尽量多读各专业的书籍，这样才能成为世界级的科学家。另外，我还要强调一点，青年科学工作者一定要学会质疑权威。这是从贵国已故毛泽东主席的著作中引用的，这对于一个科学家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手记曰马库斯把他的专用车位给我们用　　在见到马库斯之前，他就给了我一个意外，一直为我们联络科学家的王坚博士告诉我说：“马库斯希望你能采访一下他的中国学生。” 我一时感到愕然，为什么? 　　王坚把马库斯给他发的电子邮件打印了给我看。那是一封写得非常友好和客气的信，仿佛要迎接多年不见远道而来的好友，他附上加州理工大学的区域地图，细致周到地介绍到他的办公室怎么走，还告诉王坚，车不好停的话，可以停到他的固定车位上。受到大科学家如此的礼遇，实在令人有如沐春风之感。不过在信的最后一段，他介绍起了自己的中国学生高毅勤，他说高非常优秀，他的博士论文获得了化学系和加州理工大学2001年度最优秀论文奖，并说我会乐于采访他的。这个高毅勤因何赢得马库斯如此的推崇，实在令人好奇。　　我们按照马库斯的指导如期将车停在了写着他的名字的专用车　　位上。王坚下车后围着他的红色跑车转了一圈，开玩笑说：“诺贝尔获　　奖科学家把他的车位给我用，我应该拍张照片留念。”要知道，由于要　　在加州理工大学采访多位科学家，那个车位被我们占用了将近一天呢。　　马库斯宽敞明亮的办公室并不难找，78岁的他站起身来迎接我　　们，高大的身躯要我们抬着头去仰视他的脸，但那张脸谦和友好，显得　　十分诚实。事实上在我们后来的谈话中，他一直体现出这种谦逊、诚恳的气质。他的办公室非常干净整洁，在他身后的电脑屏幕上，一只充当　　屏幕保护图案的时钟在静静地移动。我暗自思忖：这一定是个勤奋守　　时、一丝不苟的人。　　曰当我领会到他请我采访高毅勤的用意，百感交集　　不过谦和的马库斯并非一个很好采访的对象，我的意思是指他不　　是那种很有性格色彩的人，他很合作，有问必答，但所有的答案都是那　　么谦虚并力求中肯，或许作为一个科学家，使他觉得对问题的看法都　　应力求客观，不加入个人强烈的感情色彩。但在谈到他的研究时，他却　　滔滔不绝，给我们讲述化学反应中种种的现象。原本，就是用再通俗的　　话解释，理论化学研究中的很多问题对普通人而言就不太好理解，马　　库斯有关电子、分子、同位素的种种理论，很快就把我给搞晕了。即使　　是在过后几次整理翻译笔录时，这部分内容仍让我感到吃力。但马库　　斯的本色流露却使我感到放松：这是一个真正科学家的本色，他明显　　地热爱着他的研究。　　谈话中，马库斯又不止一次赞赏地提到高毅勤的名字，而在采访　　结束时，他亲自带我们走到隔壁，说高就在此。浓眉大眼的高毅勤带着　　一副眼镜，相貌并不出众，但他却是加州理工大学优秀的博士毕业生，　　这可从他的论文获得今年该校惟一的优秀博士论文奖得到证明。高毅　　勤正打算回国效力，但他联系了多家单位，却没有一家愿意接收。联系　　到马库斯所讲“最终能使中国更好发展的是，很多在这儿学习和做研　　究的学生回到中国，而中国为他们提供相对良好的科研环境”的说法，　　我一下子领会到他请求我采访高毅勤的用意，不由得百感交集。　　　　谈起自己的回国，高毅勤有些无奈：“很多单位说，我们有的是人　　才，缺的是资金。你带着钱来我们立刻要你。”我真的希望如马库斯所　　想，我能对高毅勤的归国研究有所帮助，中国的发展真的需要这些学　　成归国的人才。对话 O记者：让公众理解您的研究是不是件困难的事?您能尝试着给我们　　介绍一下吗? ●马库斯：化学反应是各种各样的，其中一种和电子转移有关，这类化　　学反应很常见，例如在电池中、太阳光能转换中、光合作用中，我所　　做的研究就是发展了电子是如何转移的理论。我把电子转移的速率　　用数学公式表达出来，而且我还找到了不同化学反应中电子转移速　　率之间的关系，统一了电子转移反应理论。我因此而获得了诺贝尔奖。 O记者：那您现在还继续这项研究吗? ●马库斯：目前我有很多研究方向，其中之一还是关于电子转移的，在　　离子溶液和金属电极间的电子转移过程，由于电子的能量特别高，　　所以它们转移到金属原子的最高能级上，其中一些跳到较低能级上　　产生发光现象，我的一个学生试图用理论解释这一现象。第二个研　　究的课题与我发展的另一个理论有关，用来描述气态中的解离反　　应。还有就是研究臭氧居中氧同位素的变化，20多年来没有人能解　　释这个现象，我的一位中国留学生高毅勤在这一领域取得了重大突　　破。另外还研究光合作用中激发态电子的转移运动以及合成酶的机　　制。大自然给了我们无数的问题去研究，当我们解决一些之后，又会　　有更多的问题冒出来。 U记者：做理论和做实验是否需要不同的智慧? ●马库斯：至少需要不同的兴趣。我曾经做了17年的实验，我过去做实　　验的经历对后来做理论研究有很大帮助，我会考虑怎样用实验检验　　我的理论。当初我转向理论研究时，曾经认为“做实验浪费了我这么　　长时间”，后来才发现这段经历的好处。　　O记者：您的电子转移理论早在50—60年代就已经完成，直到1984年　　终于有实验证明了它，在这之前您有没有怀疑过自己? 　　●马库斯：最有意思的是，在没有任何直接证明的时候，我对自己的理　　论一直非常自信。有些研究课题是有其薄弱环节的，你不能确定它　　是对的还是错的，这就需要做一些合理的、非常有逻辑的猜测，你希　　望这种猜测是对的。我的理论导出的过程非常清晰和明白，我坚信　　它是正确的。　　O记者：您在1992年才获得诺贝尔奖，您是否一直在等这个奖? 　　●马库斯：这非常难以回答，在过去的10年甚至15年中，许多人告诉我　　我被提名了，但同时也有很多出色的科学家被提名。我获奖的几率　　不是很高，也没有想自己肯定能得到，但我得到这个奖也是合理的，　　应该说得奖并不非常出人意料，如果不得奖也合乎情理。　　O记者：获奖是否改变了您的生活? 　　●马库斯：它并没有改变我个人，例如对生活的态度，对科学的态度　　等。但在一些不易察觉的地方对我的生活产生了影响，生活变得非　　常繁忙，许多活动必须参加，有很多不同的会、不同的讲座，要面对　　不同的人，有很多电视台的采访、报纸的采访……这在获奖前都是　　没有的。同时我还像以前一样努力地做我的研究工作，这意味着我　　比以前要付出更多。　　O记者：您认为要成为一个优秀的科学家应该拥有什么样的素质? 　　●马库斯：最重要的是勤奋，我自己就是这样的，从学生时代直到今　　天，我一直都非常勤奋。另外一点就是，不能太死板。当你去解决一　　个问题时，一定有很多方法可以尝试，其中一些方法必定比其他的　　更有效，所以你面对问题时应该多想办法，这对你最终解决问题将　　有很大帮助。再有就是对其他领域里的情况也应该去了解，不能只　　局限于自己的领域，也许那就与你的研究有关。每个人有各自做事　　的方式，对此不一定有统一的答案。但对我而言，对很多奇怪现象的　　及时了解，很大程度上帮助了我的研究。还有要多用各种各样的“技　　术”来解决问题，不要只局限于自己熟悉的“技术”。我就让学生多学　　物理和数学，当他们需要这方面“技术”时直接就可以运用了。喜欢　　你的工作也是很重要的。 O记者：当今世界科技发展十分迅速，您认为它将把我们带向何方? ●马库斯：我不知道。我没有看到任何科技发展变慢的迹象。在我看　　来，自然界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科学的发展应该是无止尽的。尽管　　有更多更复杂的问题需要科学解决，但我们也已通过科学了解了更　　多的事情，我们也有了更为先进和完备的机器。 O记者：您的意思是说，科学使我们更了解这个世界，使我们生活得更好吗? ●马库斯：应该是这样。科学使我们对世界了解得更充分。也许一些与　　宗教有关的虚无问题目前科学还不能作出让所有人都满意的回　　答，但科学解决了很多实际的问题。同时很多新的问题不断地涌现　　出来，当我们解决了一些问题的时候，有可能带来了更深奥的问　　题。目前为止有很多焦点的问题是与科学、宗教、伦理都相关的，比　　如克隆人，科学似乎发展到了无所不能的地步，但这对于人类是很　　危险的。我过去从没想过这些问题，所以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但　　我非常欣赏考虑这些问题的人，他们真正担心技术的发展会伤害人类。　　O记者：除了科学研究之外，您的业余生活是怎样的呢? ●马库斯：我喜欢滑雪，以前喜欢打网球，如果有时间，我还喜欢读历　　史书。曾经我很喜欢弹钢琴，但在40年前我就不弹了，因为我发现我　　弹琴的时间竟然比做化学研究还多。我的儿子是一个很棒的钢琴家。 O记者：也许您不做科学研究，会是一个很好的钢琴家呢? ●马库斯：不会的，我学得太晚了。我母亲是一位很好的钢琴家，在我5 　　岁时她就教我弹琴。6个月后我放弃了，她说：“你会因此而后悔的。” 　　她说对了。这之后我只是瞎弹，没有上钢琴课。多年以后，我去拜访　　一位做钢琴老师的朋友，我弹了一首曲子，他很不友好地跟我说，我　　这样的水平根本不该弹贝多芬。于是我就重新开始上钢琴课，我非　　常喜欢音乐。 O记者：您是中国科学院的外籍院士，也十分推崇自己的中国学生，您　　能谈谈对中国和中国学生的印象吗? ●马库斯：我有很多来自中国内地和台湾的学生，这些学生从整体而　　言都非常好，我指的是最近这些年的学生。很多年前科学在中国刚　　刚起步，学生的质量不是很好，但随着这些年中国的发展和教育的　　进步，学生质量提高得很快，另外，能进入加州理工大学的学生都是　　相当优秀的。我去中国访问过多次，非常兴奋能看到中国的快速发　　展，有很多新的实验室建起来。不过我认为最终能使中国更好发展　　的是，很多在这儿学习和做研究的学生回到中国，而中国为他们提　　供相对良好的科研环境。但这需要时间，有些东西对美国而言比较　　容易做到，因为美国建国时什么也没有，一切都是新建立的，而对于　　一些古老的国度来说，要改变很多既定的事实并不很容易。不过令　　我感触很深的是，在中国人们很尊重知识，这非常好，这是发展科学　　的第一步。你们人很多，也许有很多优秀的科研人才，逐步改善你们　　的科研环境之后，会发展得非常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