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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更年期的智慧（4）
| | | | 我患了子宫肌瘤，如同一个起床呼叫。另一位女性可能已经出现偏头痛的突然发作，或是经前期紧张综合征，或是胸部症状，或是其他任何一种更年期常见的症状。身体信号将是一种最好的穿透你特殊障碍的语言，专业地讲你生命中需要改变的问题。
这个系统的才智是非常明智的。最后一幕——-子宫肌瘤的故事
最初诊断出我患有子宫肌瘤是在1991年，是我第一本书《女人的身体，女人的智慧》(Womens Bodies,Womens Wisdom)出版的前几年。那时我为这本书一直工作了3年，那段时间简直是一种煎熬。在最困难时，我甚至曾怀疑这本书是不是还能出版。我在那时曾设想我的肌瘤和我的挫折有关。子宫肌瘤常代表被阻挡的创造性或是还没有诞生的创造性，因为它正被汇集入终结的关系、职业或是项目之中(被阻挡的创造精力也能在其他地方表现自己，比如卵巢、输卵管、肠、后背、膀胱、髋部以及子宫，所有这些都是女性第二性能力中心的
一部分)。
当《女人的身体，女人的智慧》最终出版后，它深受喜爱，这给了我极大的惊喜。我曾暗中担心，当我认识到女性的生活和她们健康之间的基本联系时，我会因为写出真理而被我深爱的专业所贬低。虽然这本书并不是明确地被我的同伴——妇产科医生张开双臂拥抱，但是也没有遭到反对，而我为之写书的那些女性用极大的热情接受了它。
我很高兴，我的负担也解脱了。于是我的子宫肌瘤被遏制了——它没有消失掉，也没有再扩大，它依然是从我内部才智发出的半休眠的低声细语。我知道事实是这里没有侥幸，我明白它意味着什么事，所以我发誓对它发出的信号保持开放。
在随后的几年里，我继续留意我内心的声音——只要我能够懂得它。我试图改变已经不能为我服务的关系，我发现了新的、可交互的、更加合作的伙伴关系。我努力追随我的创造本能，无论它们引导我去什么地方。这样，在和我的伙伴深入地履行女性健康中心的工作10余年后，我发现我的内心不断向写作和教学靠拢，因为我很想让我的信号到达比以前更大的听众群，我开始减少中心的工作。
我放弃了外科工作，慢慢地、逐渐地削减直接对患者的照顾。虽然生活的新变化使我激动万分，但我对失去和患者的紧密关系也矛盾重重。我热爱有规律性的工作，在工作中能够有机会年复一年地看到同样的女人，在她们生病时及时地给予帮助，在她们学习了创造健康的技巧时与她们共同欢庆。但是每天结束时要我处理的一堆图表不断在我心中纠缠。
同时，我在1994年创立的学术通讯月刊《女性健康才智》(Health Wisdomfor Women)办得相当出色。每月我花费大量的时间研究和写稿，我还在全国旅行、演讲和教学。在整个变化期间，我努力了解我的子宫肌瘤教给我的所有东西——特别是在它几乎稳定的4年期间以后的日子里，当它开始变得更大，直到最后像足球一般大小时。虽然我没有察觉，但我的生命实际上失去了平衡。我知道我进行的各种改变伴有大量内疚，我也知道做一些我们热爱的事的负罪感是一种线索，指向被阻碍的能量。但是我对我的工作感到充实、成功，我无法
理解这种阻碍是什么。
1996年感恩节，当我在找晚餐时穿的，可以掩盖我已经能够看出的隆起腹部的衣服时，我最终认识到我已经厌倦用衣服围住我的子宫肌瘤，厌倦这种只要我躺下就在我下腹部引起的不舒服。是时候了，我决定停止通过视觉形象、顺势疗法、节食、针灸收缩它们的努力，我准备寻求帮助，利用外科手术切除子宫肌瘤。
在安排手术计划后，我开始采用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GnRH)激动剂治疗，这是一种降低雌激素水平，因而缩小子宫肌瘤的药物疗法。它造成一种人工绝经状态，伴有很多和女性在真正绝经时经历的相同副作用，比如：记忆变化、潮热、骨质疏松。不过，我断定我会从缩小肿瘤中得到好处——肿瘤越小，切口越小，失血也越少，特别是由于我才用药2个月。
除了使肿瘤缩小，对于其他的益处有多少我了解得很少。现在回顾这一时期，我知道由药物引起的两个月的绝经引起我大脑和生命的变化，它让我走进一些最密切关系(最终包括我的婚姻)完全清洁和重组的阶段。发怒后道出真情
在我开始采取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激动剂疗法几周后的一天晚上，我们全家人，包括家庭管家和以前的保姆丽达，聚在电视机前看《谈话节目》。节目结束时一位护士对来访者说他应当与他的朋友谈谈(他的朋友因为严重烧伤而濒临死亡)。看到这位护士并没有真实地告诉来访者他的朋友目前状况的严重性，丽达问我：“在医学院他们像这样教你吗?”“像什么?”我反问她。“当他的情况非常紧急时，他们是不是教你不透露全部真相?”她说。我对她的问题思考了一会儿后回答说，在我们医学院的老师中，事实上确实存在不能言明的信条，患者(朋友、家庭)实际上不能掌握真实的情况，这种信条造成很多没提及的事——我们在电视里看到的被美化的事实。
我的丈夫站起来——直到显露出他全部的、十分引人注目的高度，并表示：“他们当然没有这样教你，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内心有些东西被猛地咬住，经过一年又一年地降低我个人的真实性，并迫使我成为丈夫和医学院里每位像他一样的权威人士可以接受的人以后，我不能再继续坚持了，哪怕只有一小会儿。我告诉他，我觉得我和其他任何一个人一样，一直在适应社会要求，以某些方式和无数非语言方式与我的患者谈话，我觉得这种方式忽略了大量他们和我的真实的经验。“当然没有不要告诉患者的101课程。”我说。但是我知道，在查房时从一张病床移到另一张病床的医生的眼光，向患者传递着一个信息，告
诉他们在与医生交流或接触时，他们将会或不会期盼到什么。
谈话升温后，我和丈夫回到卧室。在随后的40分钟，我发现我随着自己的真理长得越来越高。我告诉他，我相信什么——关于医学实际、关于我们的关系、关于这些年我们生活的不平等。我不对我说过的话道歉，也不想让它更容易被听进去。这是奇怪的一次次火山爆发中的一次，就像装满了东西的瓶子，当盖子被冲开时这种爆发就出现了。瓶子里的事情我们知道但不能谈，因为我们是女性，必须使权威喜欢我们才能生存。我们一直试图忽视和努力克制在表面下的任何一件事情不让它以原始的壮丽向外爆发。最终我的丈夫不像他一开始时看起来那么强大了，他讲话软了，并且向我道歉，这是我们婚姻的转折点，再也没有倒退。
当我突然不再保持沉默，选择讲出来的那一时刻所发生的事情是我人工绝经的结果。更年期的表现通常会逐渐出现，但是激素突然的变化能造成关于我们对生命的自知力，当它发生时，可能是像我经历的那样因为医疗，或是如同其他女性那样因为外科治疗或放射性治疗，这一时期就像潮热那样经常戏剧性和无法预料地困扰着我们。
虽然我自己未发展成熟的绝经不是永久的，一旦停止引起潮热的药物治疗就会结束，但简短绝经期的间歇带来的内部变化将永远存在，它将所有隐蔽的，我自己和我们婚姻的争斗带到了表面。感受与创造性伙伴合作的欢乐虽然那时我一直维持着婚姻——这种婚姻使我在家中默默无言，但它并没况非常紧急时，他们是不是教你不透露全部真相?”她说。我对她的问题思考了一会儿后回答说，在我们医学院的老师中，事实上确实存在不能言明的信条，
患者(朋友、家庭)实际上不能掌握真实的情况，这种信条造成很多没提及的事——我们在电视里看到的被美化的事实。
我的丈夫站起来——直到显露出他全部的、十分引人注目的高度，并表示：“他们当然没有这样教你，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内心有些东西被猛地咬住，经过一年又一年地降低我个人的真实性，并迫使我成为丈夫和医学院里每位像他一样的权威人士可以接受的人以后，我不能再继续坚持了，哪怕只有一小会儿。我告诉他，我觉得我和其他任何一个人一样，一直在适应社会要求，以某些方式和无数非语言方式与我的患者谈话，我觉得这种方式忽略了大量他们和我的真实的经验。“当然没有不要告诉患者的101课程。”我说。但是我知道，在查房时从一张病床移到另一张病床的医生的眼光，向患者传递着一个信息，告诉他们在与医生交流或接触时，他们将会或不会期盼到什么。
谈话升温后，我和丈夫回到卧室。在随后的40分钟，我发现我随着自己的真理长得越来越高。我告诉他，我相信什么——关于医学实际、关于我们的关系、关于这些年我们生活的不平等。我不对我说过的话道歉，也不想让它更容易被听进去。这是奇怪的一次次火山爆发中的一次，就像装满了东西的瓶子，当盖子被冲开时这种爆发就出现了。瓶子里的事情我们知道但不能谈，因为我们是女性，必须使权威喜欢我们才能生存。我们一直试图忽视和努力克制在表面下的任何一件事情不让它以原始的壮丽向外爆发。最终我的丈夫不像他一开始时看起来那么强大了，他讲话软了，并且向我道歉，这是我们婚姻的转折点，再也没有倒退。
当我突然不再保持沉默，选择讲出来的那一时刻所发生的事情是我人工绝经的结果。更年期的表现通常会逐渐出现，但是激素突然的变化能造成关于我们对生命的自知力，当它发生时，可能是像我经历的那样因为医疗，或是如同其他女性那样因为外科治疗或放射性治疗，这一时期就像潮热那样经常戏剧性和无法预料地困扰着我们。
虽然我自己未发展成熟的绝经不是永久的，一旦停止引起潮热的药物治疗就会结束，但简短绝经期的间歇带来的内部变化将永远存在，它将所有隐蔽的，我自己和我们婚姻的争斗带到了表面。感受与创造性伙伴合作的欢乐虽然那时我一直维持着婚姻——这种婚姻使我在家中默默无言，但它并没有中止我在工作中不断增强的声音。现在我的声音已经被我的圈子以外的人听到了。我的职业之星确切无疑在上升，我已合资建立了一个广为人知的女性健
康中心，成为美国全科医学协会的主席，出版了一本书，这本书带来对于工作和理想和非凡的证明。我的信心一直在增长。我也骄傲我对家庭的经济贡献越来越多，以往要向丈夫寻求肯定和认可，而现在却没有必要了。
如同发生在很多中年女性身上的一样，大约在这一年龄前后，我发现了一个新的合作模式。我在完成《女人的身体，女人的智慧》时，第一次认识了莫娜、莉萨博士。作为神经学的医学和哲学博士，莉萨最后不仅成为我的研究伙伴，同时也成为我最亲密的朋友。她从纯科学的观点赞赏我的工作，并为它找到了科学依据。直到那时，我的职业训练使我相信，亲自动手工作的临床医生不是科学家。科学家应该是那些在完全控制条件下发信数据的人，而不是为活生生的病人的各种琐碎小事亲自动手的人。我从事的这种医疗工作是根据医生与病人之间的合作，病人与她们自身的领悟能力之间的合作，帮助女性提出适合每个人自己解决健康问题的建议，这绝不是可以进行对照研究的。毫无疑问，这不是科学。莉萨帮助我更清楚地认清了我和我的贡献。直到我认识她时，我几乎没有发现较早采用和我同样的医疗方法的地区内科医生，很少有人希望公开谈论这些事情。那时仍然是不能安全地称自己为“整体论者”的时代，所以没有太多基志愿者成为可能的专业殉道者。但是莉萨是志愿者之一，她分担我的想像和愿望去冒险和宣传。莉萨对科学的追求不限于传统上可接受的内容。除了是一位神经科学家外，她是一位在医学上实际运用直觉的人，只要知道他们的名字和年龄，不需见到他们本人，她就能够确定与一个人的疾病有关的感情和智力样式。她的科学直觉证明推动我不断增强对自己内部指导的信心。我能与她共享我终生保有的兴趣，她也教我用纸牌做工具集中我的直觉。反过来，我给了她一个成功地将右脑直觉的才智和左脑诊断、手术技巧结合起来的内科医生的角色模式。我们一起工作使之成为两个人之间精巧合作的工作模式，这两个人平等得像朋友一样。除了想法和价值以外，我们分享很多相同的对待生活的态度。我们有共同的幽默，一起去看电影，喜欢我女儿聚会的布丁；当我们在公共场合互相帮助选择“说话样式”时都喜欢傻笑。这种与一些愉快、幽默、成功、拥有雄心壮志的人一起工作的经验，为我今后的择友和交往树立了新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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