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董仲舒的思想特点是，在精神实质上承继了秦代《吕氏春秋》开拓的方向，竭力把人事政治与天道运行附会而强力地组合在一起。特别是把阴阳家作为骨骼的体系构架分外地凸现出来，以阴阳五行(天)与王道政治(人)互相一致而彼此影响的“天人感应”学说作为理论轴心，一切环绕着它而展开。董仲舒的贡献就在于，他最明确地把儒家的基本理论(孔孟之道)与战国以来风行不衰的阴阳家的五行宇宙论具体地配置安排起来，从而使儒学纲常有了一个系统性的宇宙图式作基石，使儒家所向往的“人与天地参”的世界观得到了具体的落实。
下面具体地阐述董仲舒的天人理论。
董仲舒的理论是由十种材料构筑而成的，它们是天地、阴阳、五行与人。《春秋繁露·官制象天》： “天有十端，十端而止已。天为一端，地为一端，阴为一端，阳为一端，火为一端，金为一端，木为一端，水为一端，土为一端，人为一端，凡十端而毕，天之数也。”这十大因素组合而成四时，五行、天地与宇宙：“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
董仲舒论阴阳颇近于阴阳家，认为事物莫不有阴阳，并把阴阳看作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在阴阳关系上，却不同于《周易》的阴阳和合之说，认为阴阳之间不得两起，而是阳尊阴卑，阴服从于阳，进而对于人类社会的君臣、父子、夫妇等关系也用阳尊阴卑的观点进行了解释。“故阳气处于东北，人于西北，发于孟春，毕于孟冬，而物莫不应是。阳始出，物亦始出，阳方盛，物亦方盛，阳初衰，物亦初衰。物随阳而出入，数随阳而终始。”①
接着他下了明确的结论：“三王之政，随阳而更起，以此见之，贵阳而贱阴也。……达阳而不达阴，以天道制之也。大夫虽贱，皆为阳；妇人虽贵，皆为阴。阴之中亦相为阴，阳之中亦相为阳。诸在上者皆为其下阳，诸在下者各为其上阴。阴犹沉也，何名何有，皆并于一阳。”③他又吸收五行学说并加以改造，以五行配四季、五方、五官，认为五行相生，五行相胜，并且用阴阳灾变的观点对于五行灾变与人事的关系进行了解释，认为“五行变至，当救之以德。”“天有五行，一日木，二日火，三日土，四曰金，五曰水。木，五行之始也：水，五行之终也；土，五行之中也。此其天之次序也。”③“天”正是通过五行次序来显示它的性格和功能的。
董仲舒认为天有两种基本次序和基本功能。一是“比相生”：“天有五行，木火上金水是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为冬，金为秋，土为季夏，火为夏，木为春。春主生，夏主长，季夏主养，秋主收，冬主藏。藏，冬之所成也。是故父之昕生，其子长之；父之所长，其子养之：父之所养，其子成之。”④另一种次序和功能是“间相胜”：“夫木者，农也。农者．民也。不顺如叛，则命司徒诛其率正矣，故曰金胜木。金者，司徒。司徒弱，不能使士众，则司马诛之，故曰火胜金。夫土者，君之官也，君大奢侈，过度失礼，民叛矣，其民叛，其君穷矣，故日本胜土。””
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天人感应”的阴阳五行学说成为官方哲学后，它笼罩、统治着汉代数百年，弥漫在几乎全部意识形态领域。其实在先秦时期，已有了儒家把阴阳观念接纳过去的倾向，战国时，大概是阴阳家首先把阴阳与五行混合统一起来。这种混合或统一，是基于二者都从某些根本功能和力量的相互作用与关系中，来解说、论证宇宙和人生的。重要的是，阴阳和五行的相结合，使五行的结构组织有了两种内在的普遍动力，从而使五行结构具有了确定的自我运动自我调节的功能。即是说，五行之所以能有“相生”。相克”的具体运转，是由于阴阳作为两种彼此依存、互补而又消长的功能或矛盾力量，在不断推动的缘故。阴阳推动着这个五行图式运转变换，才使这一图式不流为固定不变，难以解释的僵硬表格。董仲舒说：“金木水火土，各奉其所主，以从阴阳，相与一力而并功。其实非独阴阳也，然而阴阳因之以起，助其所主。故少阳因木而起，助春之生也；太阳因火而起，助夏之养也。少阴因金而起，助秋之成也；太阴因水而起，助冬之藏也。”②阴阳在这里不是五行之外的独立力量，而是作为五行原动力与五行“相与一力而并功。
阴阳五行系统论具有科学的一面，由于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了事物的客观状貌，并能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有效地应用于实际生活中，因而也被就保存和延续下来，并不断地被细致化和丰富化。在这种系统论中，对诸性质诸功能的序列联系和类比感应关系，较少有意志论和目的论的主观臆测，更多具有机械论和决定论的倾向。这种系统论的最高成就和典型形态应该算是代表中国生命学说的中医理论。李泽厚先生曾指出：中医及其理论历数千年而不衰，经过了漫长历史实践检验而至今有效，这恐怕应算是世界文明史上的奇迹之一。而中医理论却与秦汉时代的宇宙沦有关。中医理论产生在很古很古的年代，包裹着种种在今天看来颇为牵强附会、稀奇古怪的观点、思想和说法，例如什么“天人感应”、“五运六气”之类。因之，极容易被现代人们斥为迷信，视同胡说，特别是在现代如此发达的实验科学，在显微镜、透视机的比较对照之下。然而，奇怪的是，数千年的实践经验，也包括今天极为广泛的实践经验，却又仍然不断证明着中医讲的理论。就比如说经络理论吧，不仅有其存在的根据，而且还颇为灵验，尽管至今经络的物质实体始终没有发现。而经络理论与中医的五行学说，藏象理论又是不可分地连在一起，构成整套体系的：……西医的方法是从具体到抽象，中医相反，有点从抽象到具体的味道。从它那套抽象的阴阳五行的原理出发，结果却非常具体地落实到此时此地此人此病来。辨证论治”。所以春秋朝暮方颇不同，男女长幼，治病异样。
李泽厚说：我常以为，现代医学大概需要再发展几十年后，才可能真正科学地严密地解释和回答中医凭几千年经验所归纳和构造的这一整套体系。因为目前西医的科学水平还处在局部经验概括的理论阶段，对作为整体性的人的生物——生理机制还极不了解，也就暂时还不可能真正解答中医所提供的种种实践经验及其理论体系，尽管这个体系携带着那样明显的落后时代的深重痕迹，那样直观、荒唐，牵强、可笑。”已闻名世界的中医针灸便是建立在经络理论上的，经络当然有某种尚未被发现的物质载体或媒介，如电磁、化学物质等，但中医所把握的是作为信息通道的功能特征和作为自控制自调节具有反馈作用的闭合循环的结构
系统。经络不过是中医理论的一部分，其实整个中医理论都是建立在对功能和结构的整体系统的把握上，要求在保持生物机体生长发展的动态平衡和自我调节的组织结构中来把握，理解和说明、治疗一切的。例如中医的脏腑理论，主要是功能整体，并非解剖学意义上的器官实体，尽管与器官实体又有联系。它重视的是这些功能之间的序列关系和结构联系，不是某些孤立器官的实体情况。而中医的这一套却正是以天人相比附的阴阳五行图式作为哲学理论基石的：“天有日月，人有两目。地有九州，人有九窍。天有风雨，人有喜怒。天有雷电，人有音律。天有四时，人有四肢。天有五音，人有五脏。天有六律，人有六腑。地有十二经水，人有十二经脉。岁有三百六十五日，人有三百六十节。”①拿董仲舒的学说与之对照，竟是何其相似乃尔!
在《春秋繁露·人副天数》中，董仲舒也列数着这一天人之间的奇异巧合和对应相吻合的情况：
天德施，地德化，人德义。天气上，地气下，人气在其间。春生夏长，百物以兴；秋杀冬收，百物以藏。故莫精于，莫富于地，莫神于天。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贵于人。人受命乎天也，故超然有以倚。……人有三百六十节，偶天之数也；形体骨肉，偶地之厚也。上有耳目聪明，日月之象也；体有空窍理脉，川谷之象也；心有哀乐喜怒，神气之类也。观人之体一，何高物之甚?而类于天也。物旁折取之阴阳以生活耳．而人乃烂然有其文理。是故凡物之形，莫不伏从旁折天地而行，人独体直立端尚，正正当之。是故所取天地少者，旁折之；所取天地多者，正当之。此见人之绝于物而参天地。是故人之身，首安而圆，象天容也；发，象星辰也；耳目戾戾，象日月也；鼻，呼吸，象风气也；胸中达知，象神明也；腹胞实虚，象百物也。……颈以上者，精神尊严，明天类之状也；颈而下者，丰厚牟辱，土壤之比也。足布而方，地形之象也。……阳，天气也；阴，地气也。故阴阳之动，使人足病，喉痹起，则地气上为云雨，而象亦应之也。天地之符，阴阳之副，常设于身，身犹天也，数与之相参，故命与之相连也。天以终岁之数，成人之身，故小节三百六十六，副日数也；大节十二分，副月数也；内有五脏，副五行数也；外有四肢，副四时数也；乍视乍瞑，副昼夜也；乍刚乍柔，副冬夏也；乍哀乍乐，副阴阳也；心有计虑，副度数也；行有伦理，副天地也。
这当中不少是荒谬的附会，但也不可尽斥之荒唐，它毕竟有科学的地方。例如：“天将阴雨，人之病故为之先动，是阴相应而起也。天将欲阴雨，又使人欲睡卧者，阴气也。有忧亦使人卧者，是阴相求也；有喜者，使人不欲卧者，是阳相索也。……病者至夜而疾益甚，鸡至几明，皆鸣而相薄。其气益精，故阳益阳而阴益阴，阳阴之气，因可以类相益损也。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天地之阴气起，面人之阴气应之而起，人之阴气起，而天地之阴气亦宜应之而起，其道一也。明于此者，欲致雨则动阴以起阴，欲止雨则动阳以起阳，故致雨非神也。”①。这与《黄帝内经》所讲的人的生理病理相去并不遥远，都是用物质性的阴阳之气来解说天人感应的道理，并且在许多章节用以专门论述其生命学说。
董仲舒的生命哲学或曰养生之道是用阴阳五行的哲学图式进行构筑的，他在《阳尊阴卑》一篇中说
夫喜怒哀乐之发，与清暖寒暑，其实一贯也：喜气为暖而当春，怒气为清而当秋，乐气为太阳而当夏，哀气为太阴而当冬。四气者，天与人所同也。非人所当畜也，故而节而不可止也。节之而顺，止之而乱。人生于天，而取化于天。喜气取诸春，乐气取诸夏，怒气取诸秋，哀气取诸冬．四气之心也。四肢之各有处，如四时寒署、不可移易肢体。肢体移易其处，谓之壬人；寒暑移易其处，谓之败岁；喜怒移易其处，谓之乱世。明王正喜以当春，正怒以当秋，正乐以当夏，正哀以当冬。上下法此以取天之道。春气爱，秋气严，夏气乐，冬气哀。爱气以生物，严气以成功，乐气以养生，哀气以丧终，天之志也。是故春气暖者，天之所以爱而生之；秋气清者，天之所以严而咸之；夏气温者，天之所以乐而养之；冬气寒者，天之所以哀而藏之。春主生，夏主养，秋主收，冬主藏。生溉七乐以养，死溉其哀以藏，为人于者也，故四时之比父子之道。天地之志，君臣之又也，阴阳理人之法也。阴，刑气也；阳，德气也。阴始于秋，阳始于春。春之为言，犹桩侍也；秋之为言，犹湫湫也。倩僖者，喜乐之貌也；湫湫者，忧悲之状也。是故春喜、夏乐、秋忧、冬悲。悲死而乐生。以夏养春，以冬丧秋，大人之志也。是故先爱而后严，乐生而哀终，天之当也。董仲舒的这篇文字，是两汉时期阐述宇宙万物(天)与生命机理(人)相互关系的图式之总纲领，他对生命和宇宙相感应的学说，影响着整个两汉文化界，甚至一直左右着后来宋明理学家的天道观和生命观。《春秋繁露》中的一篇《循天之道}和一篇《身之养重于义》，可箅是董仲舒为代表的西汉时期最富天人合一精神实质的儒家养生专题论文。笔者已在本书《养生文献概述》一节中详细介绍了这些文献的宗旨和要义，兹不再赘述。不过他对“气”的认识以及养气之术，却有必要叙述清楚。
董氏认为，整个自然界的精华集中于阴阳二气的和合。所以万物都以气为宝，迎气而生．养气而长。体内所藏之气太实，气就不通；太虚了，气又不足。体温过高，气就寒冷，身体过于疲劳，气就不能进人；生活过于安闲，气就因弯曲而郁滞不畅；大怒时，气就向上涌；高兴时，气就飘散；忧愁时，气就狂乱失常；害怕时，气就柔弱虚赢。上述十种，是对养气有害的，而且都是由于不中不和而产生的。所以，高明的人生气时，就使情绪反回到适中的状态，从而把情绪控制在正常范围。忧愁时，就使情绪返回到中和状态，用道理来宽慰心胸；高兴时，也把心情控制在适当范围．防止讨于放纵：畏惧时， 也使情绪返回到中状态，用精气充体的办法给自己壮胆。“中和”的规律之所以不能违反，道理就在这里。高明的人明白此理，掌握了此规律，气色就好，健康就属上等。凡事都服从心的役使，心是气的主宰。凭什么气不随心而动呢?因此，世间的养生之道，都讲究心——气的根本。所以，仁道之人长寿的原因在于：行为不贪丽内心纯净，心平气和，保持中正状态，采天地间的精气来养身，使气多而且守养得法。
精气对于人，比衣食更为重要。衣食完了，还有回旋余地；而气完了，人立刻就会死亡。所以养生之道的关键在于爱气。“气从神而成，神从意而出。心之所之谓意。意劳者神扰，神扰者气少，气少者难久矣。故君子闲欲止恶以平意，平意以净神，净神以养气。气多而治，则养身之大者得矣。……凡养生者，莫精于气。”①
这些道理与《黄帝内经》所讲的人体生理病理相去并不遥远。他们都认为异质事物因结构位置同而可以相互影响，如夏、南风、炎热、火、昼，赤色、苦味；或冬、北风、寒冷。水、白色、甘味均有系列的类别联系，即异质而构同，可以相互作用。正如董仲舒的政治理论中谈了好些人体生理上的“天人感应”一样．《黄帝内经》的医学理论也谈了好些政治上的“天人感应”。尽管他们各自具有不同的身份，其中意识形态和学术旨趣的成分大不一样，但作为当时时代的哲学世界观即这个系统论宇宙图式，却是相当一致的。一个从政治出发，一个从医学出发，却都要大讲天人、古今，都寻求其中相通而互感的共同律则，这就是当时的时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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